伦敦、新加坡、成都……谁在定义公园社区

每经记者 杨弃非每经编辑 刘艳美

成都夜景

上世纪末，一场文化转型在芝加哥悄然掀起。“锈带”的余烬尚未吹散，那些未能赶上产业转型快车的工厂工人却已然开启新一轮创造——出于对生活的向往，不同文化在芝加哥重叠、分散，嬉皮士、雅痞、都市型男、兄弟会等社群聚集形成了文化风格各异的社区。新任市长理查德·M·戴利顺势而为，散落在城市中的自行车道、花园、独立摇滚和后现代主义建筑,为芝加哥贴上“优雅”标签。 

在当时美国有关“未来社区”的大论战中，芝加哥描绘了一幅与主流观点完全不同的图景：未来社区并非仅剩下传统制造业城市破产后的破败景象，它还可能代表一种改造城市的力量。

类似的故事正在国内上演。

面对未来社区的建设需求，一种全新的“公园社区”正在成都快速营造。

根据成都的定义，公园社区是在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中，由政府、居民、社会力量共建共享共治，服务于生活人群和产业人群，“人城景业”融合共生的城乡空间和城乡治理基本单元。

其背后是这样一种逻辑：作为特大城市“爆炸”式发展的参与者，社区与城市间治理与发展的并存关系愈加明显。

这不仅解答了成都近年来以宜居生活之城频频走入国际视线的原因，更透露出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的具体路径。

早在2017年，成都即开全国先河，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。按照成都的理解，随着工业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，推动城市发展从工业逻辑回归人本逻辑、从生产导向回归生活导向，传统社区空间正向融地域、生活、情感、价值等于一体的“场景”延伸。

成都希望，以场景营造为着力点，使社区成为“市民的美好家园”，同时也成为“城市的第一会客厅”，不只是有“秩序”，同时也要有“活力”。

成都绿道

9月25日，2020成都新经济“双千”发布会公园社区专场活动即将举行，线上线下同步发布有关公园社区的100个新场景100个新产品。

未来的新型社区，作为多维度场景的有机集合，不仅以其舒适的空间品质塑造着市民的社会生活，更将以其独特的文化风格和美学特征，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方向。

社区是何时开始参与城市建设进程的？

一般认为，社区与城市的新一轮发展密切相关。

在伦敦，上世纪下半叶，由于大量人口涌入，不仅推高生活成本，也改变了市民原有的生活模式。新与旧的冲突下，新老市民均面临城市身份认同的危机。作为吸纳人口进入城市的“海绵”，社区的“声音”从城市四处响起。

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位于泰晤士河南岸的硬币街社区城市更新项目。

当时，当地老工业区即将迎来商业化改造，老住宅被新酒店取代。当地居民出于对失去居住地的担忧，发起成立名为“硬币街行动小组”的社区自治组织。它不仅及时解决了当地人的居住危机，还唤醒了居民集体意识。与泰晤士河北岸金融城氛围完全不同、以手工业和创意产品为特色的街区由此诞生。

与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，一种自下而上“渗透式”的打造方式伴随社区的振兴引入城市。

在对场景展开研究时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丹尼尔·亚伦·西尔发现，由于不同的人喜爱不同的场景，场景特色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在何处生活，也塑造了不同的居民社区形态。社区带来基于地方情境（Local Context）的凝聚力，城市作为提供场所的载体，也因此被社区文化所改造和重构。

成都街头

另一个例子发生在大洋彼岸的纽约。20世纪70年代，有关城市文物保护和绿化的运动先后在社区层面开展。这些运动不仅整合了社区资源，同时也为城市带来新的文化特质。

为何社区会主宰此轮城市发展的路径？

若将目光投向同一时期的日本，旨在恢复城市文脉和环境的“都市复愈”行动，刚刚拉开帷幕。与伦敦和纽约不同的是，政府充当了主动角色，推出“社区推进计划”。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许懋彦等人研究指出，其不仅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、推动了长期人力和治理投入，更重要的是，居民参与能充分照顾在地性，实现都市持久活力。

换句话说，伴随城市的发展，政府与市民的关系已经发生转变。依赖于市民参与而生的社区，能够在政府与市民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—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在新一轮城市发展中，社区不仅将定义城市特质，亦在标定城市的发展方向。

眼下，城市的发展逻辑正迎来新一轮深刻变化。

十余年前，“临时城市主义”开始受到学界系统性关注。经典论述来自齐格蒙特·鲍曼（Zygmunt Bauman），他认为，当代社会已经从“稳固的现代性”（Solid Modernity）发展成为“流动的现代性”（Liquid Modernity）。由于变化是流动社会的一种常态，城市与城市居民需要寻找新的方式加以应对。

与此相对，“地理已死”和“无地点性”的论调，开始居于主流。

英国“生活方式”杂志《Monocle》创始人、董事长泰勒·布鲁尔曾反复传输一个观点：由于技术革新让从事创意行业的人不再受工作场所的束缚，并由此形成“全球游民”。在他们身上，与地点的“缺失”并存的是对地点另一些特质的重视——那些过去因错失先发优势而被埋没、但在提高生活品质上极具优势的城市，走进他们的视野。

成都街头的外国游客

去年，很少来到中国内地的泰勒，选择将《Monocle》城市论坛落在成都。

同年，一场关乎社区治理的大会在成都召开。在外界看来，这既是成都两年多社区治理的一次总结和再提升，又是成都在建设公园城市、提升人本城市水平的具体表现。

生活方式革命与公园社区的建设理念，巧妙地在成都“相遇”。

围绕公园城市理念，成都形成公园社区规划建设的“163”总体思路——

一个核心目标，即将公园社区规划建设成为复合开放、安全绿色、共享共治的公园城市基本单元。

六大总体要求，即功能复合促共联、开放活力促共栖、绿意盎然促共赏、配套完善促共享、安全韧性促共济、多元协同促共治。

三类社区引导，即城镇社区、产业社区以及乡村社区。

成都锦城湖

这意味着，公园社区处处体现着人对品质生活的需求。而在公园城市建设的总体要求中，社区治理正是当前城市极速发展中，以人为着力点，最细微但也最奏效的手段。

十年前，新加坡曾将从建国以来的“花园城市”定位改写成“花园中的城市”，更突出城市生态、资源等对于人的可及性，将人本理念进一步升级。去年，新加坡再次聚焦社区，在新一轮城市总规意见征集案中提出走向社区化的CBD，将进一步发挥社区带动城市发展的功能。

在此时间节点下，因宜居生活接过社区发展的“接力棒”，也意味着成都将有望“领衔”全球城市展开有关社区发展的新一轮探索。

当下，国内已有多地开始布局面向未来的社区。呼应新要求，成都的公园社区思路，也将探索出独具特色的方法论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，公园社区建设基础开始发挥作用。数据显示，作为服务人口超过2100万的特大城市，成都累计本地感染率为十万分之1.02，居千万级人口城市末位。社区展现出应对特殊情况的“韧性”，为成都赢得了经济快速反弹的发展空间。

成都夜景

而在成都的布局中，社区不仅是治理场所，还是发展场景。

三年前，成都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设立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。在随后其他城市设立的类似机构中，少有同时包含“治理”与“发展”两项职能。

聚焦社区发展，也是推动社区定义城市、探索城市发展方向。

如何发展社区？成都强调的一个关键要素是“场景”。

9月25日，成都即将举办2020成都新经济“双千”发布会公园社区专场活动，线上线下同步发布有关公园社区的100个新场景100个新产品。根据主办方发布的信息，当天现场将设置智慧居家场景产品区、生活消费场景产品区及公共服务场景产品区等，联动电信、华为、喜马拉雅、天府市民云等企业进行展示。

通过这些场景，公园社区的能量将得以更大程度发挥。

事实上，在此前的规划中，成都已提出实施城市场景创新计划，推动场景营造与城市规划之间的统筹衔接。每个区、每个街道都有属于自己的计划，让公园社区开口“表达”，城市也将更加多元、更为包容，更满足每个个体的需求。

成都方所

而在西尔看来，场景还将促进社区感的形成，进一步调动社区居民的活力和创造力。

他发现，在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座城市，当地政府通过打造场景、发动市民进行园艺活动，让他们走出房门、共同劳动，或者开放图书馆前、公园中的空间，将室内艺术展、甚至是市民家中的装饰搬到户外。一系列简单的创举，让城市得以恢复活力。

最新的研究显示，创新因子也越来越多地诞生于这些散落在社区的场景中。

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等人发现，在以创新创业集聚推动的新一轮城市创新发展进程中，涌现出所谓的“创新街区”现象。如美国剑桥肯戴尔广场(Kendall Square)、美国纽约硅巷(Silicon Alley)、英国伦敦硅环(Silicon Roundabout)和西班牙巴塞罗那22@街区(22@ Barcelona)等。

这种面向未来的“嫩芽”，也将同样酝酿在公园社区的土壤萌动中。